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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咏因癌去世,医生说活不过3个月的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为何依然健在?

导读:央视前著名主持人李咏先生因患癌症治疗无效,去世了,年仅50岁!消息来得很突然。斯人已去,我不想再多说什么要保护好自己身体,健康是无价的那些话,网上这类的鸡汤文已经很...

央视前著名主持人李咏先生因患癌症治疗无效,去世了,年仅50岁!消息来得很突然。斯人已去,我不想再多说什么要保护好自己身体,健康是无价的那些话,网上这类的鸡汤文已经很多。今天只推荐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先生的抗癌感悟《2007年癌症晚期,医生说活不过3个月,我为何现在依然健康?》,但愿对正患癌的朋友能有所借鉴。特别说明,本文仅供参考,因为仅仅是个案。
凌志军
  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,现在癌症患者却很多,又是绝症,且因现在普遍存在过度医疗现象,很多癌症患者成了钱袋子,得不到应有的尊重。所以,人一旦患了癌症,一个家庭基本被掏空,最后癌症患者去世。这确实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,又因身边有不少这样的例子,所以看到此文很有感触,特作推荐。
  2007年,他被诊断为“肺癌晚期”,且转移到了颅内。当时多数医生认为是恶性肿瘤,不立即手术会贻误“最佳治疗时机”时,他决定静养;当肺内阴影变小被多数医生认为无关紧要时,他决定接受病灶切手术。
  两次他都“赌”对了。他就是凌志军,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、作家。作为时政记者,他曾记录下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风云变迁。当初医生认为他“活不过三个月”,但如今他却走上了适合自己的康复之路,现如今依然非常健康。本文就根据其《重生手记》以及其接受媒体公开采访的内容,总结出其患癌后的8大感悟,可以说字字如金。
  很多人不是死于肿瘤而是死于对肿瘤的无知和恐惧“癌症只是一种慢性病”。著名肿瘤临床专家何裕民,颠覆了中国人“癌症是绝症”的惯性思维,他说:很多肿瘤患者不是死于肿瘤,而是死于对肿瘤的无知、高度恐惧以及恐惧本身带来的盲目应对。应该理性对待、善用智慧以合理防治。凌志军认为:我国癌症治疗体系可能存在致命的弊端,人们对癌症的认识也存在致命的偏差。
  我们恐惧,是因为我们无知。我们不了解癌症,不知道癌症其实并非绝症,只不过是一种慢性病。我们不了解自己的肌体,很容易过低地估计自己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,却过高估计药物的能力,不知道那些所谓“特效药”有可能正是致命的杀手。只要我们不恐惧,不盲从,不走上错误的治疗之路,我们就已经有66%的机会远离死神。即使我们的肿瘤已经到了中晚期,也可以长期与癌共存。
  没想到做癌症病人那么没尊严,2007年2月,凌志军被诊断“肺癌、脑转移”的概率为98%,即“肺癌晚期”。北京、上海两地名医会诊,几乎一边倒地判定他活不过3个月。在治疗期间,凌志军发现,病人们花了钱、排了长队、内心所期待和倚重的一流医院的“特级专家会诊”,才不足三分钟。医生的一句“你等着吧”的“诊断”几乎就是一纸死亡判决书。手术、化疗等高科技治疗和开“天价特效药”,是不同医生的相同手段。而忧心忡忡、愁眉苦脸、排队就医甚至倾家荡产的那个弱势群体,就是中国癌症患者的群像。
  我们要用脑子救命,而不是用腰包救命
  北京、上海的专家们陈述的治疗程序是:开颅手术、化疗、放疗;观察肺部病灶,准备第二次手术,打开胸膛,切除肺叶;继续化疗,放疗……因为开颅也不能保证痊愈,凌志军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:先观察一阵。两星期之后,医生的说法是脑部的肿瘤“应该是没有长大”!凌志军倾听自己身体所发出的信号是,头痛、眩晕、视觉模糊、眼球震颤等症状并没有更严重。他感悟:对病人而言,要用我们的脑子救命,而不是用腰包救命。但是,他并非一味排斥手术,在可信的医生,胸科影像学专家石木兰确认肺部的癌症,并建议他做手术开胸之后,他立即按照石木兰的推荐,选择医生为自己主刀。肺部的恶性肿瘤被切除之后,他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家里。他拒绝了化疗,因为化疗仅仅“将治愈率从60%提高到62%”,同时拒绝了很多昂贵的“特效药”。他查阅了很多资讯,确认中国有很多癌症患者被过度治疗。他的一个朋友,身体棒,腰包鼓,结果从发病到治疗仅三个多月就去世了。他决定,做一个聪明的患者,相信自己身体的力量而不是医生和药物,开始自我恢复。
  把性命托付给自己,找到适合自己的康复之路
  出院时,凌志军尝试用一些纯自然的方法恢复自己的体能。凌志军的经验是:他把性命托付给自己,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康复之路。他曾在一种“末日心态”笼罩之下,但也在不经意之间走上康复之路——他每天步行5公里。8000公里,就是他5年走过的路程,相当于从北京到拉萨一个来回。现在的凌志军好似一个得道的智者,乐山乐水乐于助人,喜欢摄影,发现并捕捉光影世界中的美感,喜欢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世界和人生。他的妻子也说:爱情、亲情和友情的力量,会让我们的生命出现奇迹。即使它无法起死回生,仍可以让我们超越肉体的痛苦,达到心灵的安宁。著名作家、心理医生毕淑敏说:“他不但奇迹般地把病治好了,整个人生都上了一个新境界。”
  向死而生把身体交给自然
  从饮食和起居习惯开始,凌志军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,他不再忙碌。对他来说,“时间不再是金钱,不再是完成工作进度的承载体,它不过是我告别死神走向康复的桥梁。”他更多的时间是在户外度过,在湖边踏青,在林间漫步,在阳台听音乐闭目养神,眺望远山近水和蓝天白云。他享受阳光,也享受风雨雪雾。每天,他重视的五件事是: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。在吃的方面,要足够杂,足够粗,足够素,足够天然;他每天要喝2400毫升水;让自己的排泄每天都有规律,同时观察大小便的颜色和多少,间隔时间;每天的睡眠不低于8小时。春秋季节,盛夏9点之前和下午5点之后,他会来到户外,裸露50%的皮肤晒太阳,就算不能补充维生素D,“我的生命再次被阳光照亮,生机和活力不知不觉重新回到我的身上。”他还去一些气候和空气好的地方疗养。去苏州的第二天,开胸手术后的正常反应胸闷和咳嗽就减轻了,五个月后咳嗽就好了。他还去了深圳东郊隐居,或漫步海边,或在山间拾级而上。他终于又回到了滑雪场,重温了这种野性和富有刺激性的运动。当晚,他给关心他的朋友发出一条短信:“号外:凌志军重返滑雪场。”2012年3月15日,经过新一轮的复查,凌志军颅内病灶几乎完全消失,肺部和腹部未见新的异常。医生对他说,“不要再把自己当作病人啦!”
  中国有八成癌症患者被“过度治疗”在治疗期间,他处处发挥自己的记者本能,细心观察自身所处的医疗环境,悉心搜集资料,对中国癌症治疗现状有很多惊人的发现。当今社会医患关系紧张,医生误诊错诊,病人伤害医生的事件时有发生,医疗领地上的“割据”与“门户”让人很是无奈。这些现象及其根源在本书中都有体现。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:全国每年因癌症死亡的人数是200万,有80%的癌症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着超过疾病治疗需要的“过度治疗”。90%以上的癌症患者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方案,符合规范用药者仅为20%。“这些数字令我震惊,癌症患者中竟有如此多的人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,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不正确的治疗。看起来,我们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,而在于我们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,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。这种医疗环境正在造就一个悖论:医学越是发达,越是剥夺患者的主动性和判断力,越是造成病人的恐惧和错误。”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,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,三分之一是治死的,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。如果你一定要问我,有没有一些可以让癌症患者共同遵循的东西,那么我会说,有。的确,有一些事对所有病人都是相通的——
  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坚强,去接受那些应当接受的治疗。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,去拒绝那些不应当接受的治疗。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智慧,去分清楚哪些是应当接受的、哪些是不应当接受的。我们都需要知道,什么时候该从容地迎接死神降临,什么时候该坚定地寻找康复之路。因此,做一个聪明的病人,远比做一个听话的病人更重要。
  不能盲目你要会辨别哪些医生值得信任凌志军说,病人通常有两种心理:第一,我不懂医,不听医生听谁的;第二,医生都是错的,不能听医生的。我想这两种心理都有问题,都会导致自己犯错误。我自己的感受是看病是一件很受罪的事情,去看病常常是很难受的事情——不是疾病带来的难受,而是看病的过程当中种种的问题。的确有一些医生不怎么样,医生也会犯错误,我遇到好几次,所以对医生的话不能盲目。但是,也的确有好医生,医术高明,道德水准也很高,这样的医生不难找到,我就碰到好几位。癌症患者对医生的选择非常重要,其实我从医生那里学到了很多,医生不仅救了我的命,而且给了我很多这方面的知识,引导着我的康复之路,甚至他们的错误也让我学到很多。还有,犯了错误的医生不一定不是好医生。实际上,那些有热情有办法去发现新证据,并且根据新证据迅速修正自己错误的医生,更值得信赖。
  作为病人,我们不懂医但我们应当懂人作为病人,我们不懂医,但我们应当懂人,应当知道什么样的医生是可信的,什么样的医生是靠不住的。如果既不懂医又不懂人,那就很容易盲从,而盲从是导致我们犯错误的最重要的原因。我做了30多年记者,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,的确养成了观察人,识别人的习惯,也有一些经验。这能够帮助我寻找那些值得信赖的好医生。除了记者经验之外,我想还有别的,比如冷静,比如动脑子,甚至一个人的价值观也会发生作用。举个例子,我非常信奉诚信,甚至有些偏执。如果发现一个人说了一句假话,我就会对他的所有言行产生疑问。所以,我在和医生的接触中,特别注意他说话的可信度。一旦发现他在自吹自擂,我就不会再去看他。就是因为这个理由,我拒绝了不少医生和他们的所谓“特效药”。这也许会让我失去一些治疗的机会,但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自己犯错误。最后,相比国外医生,大多数国内医生并不大看重病人的症状变化,“都有过分依赖现代扫描仪器和黑白影像胶片的倾向,漠视病人的直觉和陈述。凌志军说: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告诉我,在美国,医生不仅仅依据影像诊断,还充分考虑病人的症状,认真倾听病人的感受。而对于中国式专家门诊,这一点很难做到。一个简单的事实是,人的生理状态千差万别,疾病也是五花八门。千差万别的癌细胞发生在千差万别的人身上,结果必定是千差万别的。没有任何一个医生,更没有任何一台机器,能够精确地分辨出每一种情况。所以,当疾病猝然加之的时候,我们必须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:打开康复之门的钥匙在我们自己手里。其实,人体有你想象不到的强大自愈力。当人有不适或生病时,自愈力可以敏感地捕捉到人体异常信号,马上调整人体的各种功能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医生治病,只是激发和扶持人类机体的自愈力而已,最终治好疾病的,不是药,而是人们自己。
  陈昭妃博士说:我们与生俱来就有一个免疫系统的抵抗能力,它就像一个军队在保护一个国家。一但有污染进入我们的身体,不管它是灰尘、一个病毒,还是一个细菌,只要免疫系统有反应,基本上能够把它消除掉。生命本身就有自动康复的能力,我们只要通过各种方法去唤醒这种能力,就可以治愈身体的疾病。具体来说,就是我们需要通过万物的力量,通过内在的力量来唤醒身体的自愈能力。真正让生命康复的最大力量不是任何人,不是任何药物,而是自己。
  李咏(1968年5月3日-2018 年 10 月 25 日)李咏:你一定要服从这个社会在我的书《咏远有李》的开篇,我这样写道:比谁都大的就是我们家的“老大”——我女儿,另一个“老大”——我老婆,然后还有我的亲人,家庭是大事。现在我希望大年三十的晚上能跟父母家人在一起。原来主持春晚,就是希望能让远在新疆的家人看到我,没别的。当父母来到身边以后,随着时光的流逝,他们渐渐变老,我就想别到那个时候,后悔都来不及,他们的日子按月来算、按天来算。有了孩子后,女儿慢慢长大,我才能体会到这些东西,原来体会不到,觉得干吗那么多事儿啊,现在体会到了。父母有抚养孩子的义务,孩子有赡养父母的义务,这是应该的,是道义问题,不存在谁欠谁的,是一代一代的情感寄托,这是一个道德底线。你说我女儿以后要嫁人,生了孩子叫我姥爷,这我能容忍吗?我不能容忍但我又能阻止得了吗?我挡不住啊。我老婆也是我从她妈那儿夺过来的。女儿老会问我这为什么、那为什么,她那种求知的兴奋让我感触很大。求知的兴奋劲儿是最关键的,这个真值得我借鉴。我现在不是单纯的求知问题了,我求的东西很多,健康啊、家庭啊这些方面。所谓家庭幸福,这样的家庭很多。所谓事业成功,我只是在我的领域做出一点小小的成绩,毕竟学这个专业的又从事这个工作,得到相当一部分观众的认可,生活也逐渐地变好,这都是成正比的。所谓空虚,一个人物质到了一定程度会空虚,我有什么本钱空虚?我没本钱空虚。比方说我想多喝点酒,不可以,因为我太太管得严,那就别想了。那我想坐一下“神八”,行吗?你有这个条件吗?我没条件。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空虚,我也不空虚。我很关注我的“眼睛”,书里有我一张照片,1991年毕业时照的,那时眼睛是很干净的,刚刚要跟社会产生反应。人生你可以有自己的一个轨迹,但你一定要服从这个社会,就像你要服从地球的吸引力。蹦高点你就不在了?不可能。
  2008年5月22日,北京,《幸运52》和《开心辞典》联合打造“奥运文明手势”推广节目。不想迈入四十岁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没敢想到四十岁会什么样,我都不想到四十岁。但看着女儿一天天大,你就四十了。躲?躲不过去,所以就教女儿:你爸爸多大了?三十。我听着耳朵舒服。不敢看身份证,多可怕啊。但是也挺好,这个年龄我对事情有我的一个看法了,我可以去写了。其实7年前就可以出书,说句很俗的话,人在走红的时候、在受关注的时候,出东西是最好的时候。我恰恰没在那个时候出,因为我有定力了。人在二十到四十岁这个过程一直在认为“我能、我可以”,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到,所以一直在做;但四十岁之后可能人慢慢就在做减法,会去想哪些是我真正想要的。这就是世界观和价值观。2004年第一届《梦想中国》,从我提出想法到最后成形,大概五个月。《咏乐会》从开始策划到最后播出,一年多。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年龄问题,那个时候“咵”一下就出去了。现在我得想好了,要不是一个外力推我一下,我可能还得再想想。其实也不是犹豫,是把这个事儿颠过来翻过去想明白,识别性更强。过去就觉得很炫就OK,只要精力能达到就行,现在各方面都要看看是不是能达到要求,这就是所谓人生的一个味道——去品茶的年轻人很少,他坐不住,解渴就好。他可能需要一段经历之后,才坐得下来去喝这口茶。
  我活得特别简单。十句话别人就能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像下海经商什么的,最忌讳我这样的人,说话一点城府都没有。你说它有没有好处?有,叫做坦率。可在这样一个人际复杂的社会中,不定哪句话(得罪人了),我真的是无意的。所以我就很奇怪,有时候我说一句话,一下子引起一大波的反应。我有好一阵过不来,我都怕上这个舞台了,我都怕说话了。我太太开导我,说这话是你说的,不管人家怎么说,你就得认,你要不说不就没这后续的所有事情了?这一下让我出来了,是,我都认了,这真的是要去面对的。其实所谓付出和委屈不成一个比例,付出是小的,因为你做这个工作嘛;得到的还是多的,相当多,我觉得我得到的太多了,心里应该有种满足感,学会去享受现有的这种满足感,别老觉得不够不够。我太太说究竟哪儿不够你说?你还想怎么着?我说对啊,还想要什么啊?
  2007年1月27日,央视演播大厅,新版“非常6+1”节目录制现场。李咏在亲手砸蛋。身价多少亿,不如百姓的口碑我热爱我的工作,很难得有一件你有兴趣的工作,并且从中得到乐趣。我的个人品牌价值最高的时候,“中国最有价值主持人”评了5.2亿,那是2006年,“蒙代尔”世界品牌实验室评的。我不知道他们的评判标准是什么,从2003年就开始评,我一直是第一,2004年是两个多亿,2005年是三个多亿,2006年最高,到2008年一下就缩水了,变成三个多亿,但还是第一位。这个钱在哪里啊?我也没见着,没法兑现。作为一个人际传播者、一个主持人,其实“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”。观众对一个主持人认可的价值,要远远超过这个价值。你要说我特应该价值第一,那有点不要脸,它也兑现不了,我觉得这是对我无形的一个鞭策、一个动力。5.2亿的榜出来的时候,早上上班,打开门,门口站一人,给我吓一跳。我说谁啊,对方说“我想找李咏老师借点钱”。他把“身价”和“身家”搞错了。我觉得本来是件挺好玩的事,给你评了值多少多少个亿,可是兑不了现,正因为兑不了现所以不必那么认真。如果没有这个身价出来的话,我开什么车也没有人会注意。每个月国家给我发工资,为了这工资就得好好工作,没了工资咱干什么?上有老下有小,发我一天工资我就干一天活。人轴有轴的好处,我就是什么轮子上来都行,只要尺寸合适,然后人家一发动就完了。现在,别人的议论不管反面也好正面也好,都不会影响到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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